1月17日，綦江區(qū)石角水文站。

白云山腳下，滾滾蒲河流淌不息，在叢叢蘆葦后，隱隱約約能看見一棟標有“重慶水文”的小樓。一踏進這座水文站，便聞到陣陣臘梅冷香。

這個水文站只有一個正式編制。譚波，是這里唯一的職工。

今年，是譚波到石角水文站工作的第16個年頭。

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，譚波的母親和外祖父也曾在這里工作。

每天早晚8點，譚波都會準時去蒲河邊觀測水位和降水量。

從站點到蒲河邊，這40米長的梯坎路在譚波腳下延伸，讓他追隨著外祖父和母親的人生道路，和身旁蜿蜒的蒲河一路平行著延伸向遠方……

以水為伴：跨越半個世紀的“接力”

早上7點56分，譚波拿著記錄表來到河邊，開始做每天例行的第一項工作——觀察水尺，掌握水位情況。

“這里有兩把水尺，立式水尺是枯水期使用的，這把斜式水尺是豐水期使用的。”譚波說，“小時候，我最喜歡的事就是幫媽媽扶水尺、計算水位了。”

譚波從小在石角水文站長大。而他和水文站的淵源，緣起于外祖父。

從1942年起，譚波的外祖父張源開就在基層測站點從事水文工作。在外祖父從事水文工作的30多個年頭里，外祖父帶著全家輾轉(zhuǎn)了10多個基層測站點，其中就有石角水文站。

外祖父退休后，母親張素英接過了父親的“接力棒”。1984年，張素英正式成為石角水文站的一員。

“當時工作是非常艱苦的，不像現(xiàn)在有一些自動化機器可以操作，那時就只能全靠人工操作。”譚波邊說，邊用河水清理水尺上的淤泥。

“我母親常常告誡我，水文工作是人命關(guān)天的大事，水文數(shù)據(jù)直接影響著上級部門對水情的整體分析判斷，是一項對時間要求極嚴、數(shù)據(jù)精確度要求極高的工作。”

母親的話一直縈繞在譚波的腦海中。

2000年，譚波又接過母親的“接力棒”，正式成為一名水文工作者。起初，他在南川區(qū)鳴玉水文站工作了3年，后又被調(diào)回了從小生活的石角水文站擔任站長。這一干便是16年。

算算時間，從外祖父到母親再到譚波，祖孫三代堅守石角水文站已有半個多世紀，見證了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巨變。

他們早已把水文站當成了家。

以水為家：16年堅守“河岸之家”

上午9點58分，石角水文站操作間。

在這個8平方米的操作間里，只有一個全自動操作臺。

“這個操作臺就是操作河面上吊著的鉛魚儀器，它是用來固定流速儀的。我每天除了測量水位，還要記錄流速、觀測降水量。”說著，譚波站起身走向屋外，“以前測速都是用的手動纜車。現(xiàn)在技術(shù)越來越發(fā)達，我們也用上了自動纜車，測降水量也是用的自動雨量計。”

回到辦公室，譚波記錄下當天的觀測情況。

幾百頁的記錄本，正是譚波從事水文站工作的“縮影”。

“水文工作天天都跟數(shù)字打交道，一下雨，就要通過演算得出一系列的數(shù)據(jù)，預(yù)防山洪等各種險情。這些數(shù)據(jù)是枯燥的，但又影響到百姓的生命財產(chǎn)安全。”譚波望著記錄本上的數(shù)字說道。

水文站是江河的“哨兵”——豐水期，要與洪水賽跑，上演“生死時速”；枯水期，更要抓緊時間在站整編資料。

而作為“哨兵”的職責，就必須由一次次不分晝夜的測報來完成。

這座離鎮(zhèn)上有5公里距離的水文站，周圍鮮少能見到人家。為了這一個個看似簡單的數(shù)字，譚波必須常年值守在站上，即使是綦江城里的家，譚波也不常回去。

“站就是家，家就是站。選擇水文，也就是選擇寂寞。從小我就在水文站長大，耳濡目染的是水文測報的方方面面。小時候就看到外祖父和母親從站點、河邊往返忙碌的身影，深知選擇以水為伴就是選擇了責任和奉獻。”譚波堅定地說。

以水為榮：護佑一方平安

上午11點，水文測井工作間。

譚波指著旁邊柱子上標著的“2016”印記說：“看，那就是2016年漲到的最高水位。每年豐水期，就是我們一家人上戰(zhàn)場的時候。”

看到這個“2016”的標記，譚波的思緒仿佛回到了2016年的6月。

2016年6月，受超強厄爾尼諾現(xiàn)象影響，綦江發(fā)生了自1998年以來的最大洪水，作為綦江支流的蒲河，在一個月內(nèi)出現(xiàn)了兩次超保證水位、一次超警戒水位的洪水。在三次洪水測量中，每一次洪水幾乎都要持續(xù)兩天一夜，在這三個兩天一夜的時間里，譚波絲毫不敢松懈。

“在那一個月里，流量施測達到了64份，占到全年施測次數(shù)的一半。”提及此，譚波頗有感慨。

由于水文站人手不夠，洪水來臨時，譚波一家三口全部“上陣”。白天，母親負責發(fā)報，父親負責接聽電話、清理河面漂浮物等，晚上譚波就獨自應(yīng)戰(zhàn)，頂著大雨、閃電和雷鳴趕往河邊觀測雨水汛情并發(fā)送給上級部門。

“當時降雨量太大，水位、降水量、流速都必須實時觀測，這個數(shù)據(jù)要及時上報給防汛部門，稍有偏差就會給沿岸近萬居民造成生命財產(chǎn)威脅。”說到這里，譚波指向了河對岸的山坡。

“由于洪水漲速太快，投放鉛魚可能會造成纜道斷裂，我們就利用對面山坡兩覘牌間的位置標志，使用了浮標測流。父親在一頭投下浮標，我就負責畫輻射線，母親在另一頭傳送浮標到達信號并記錄浮標流經(jīng)時長。”

2016年6月28日上午10點，當最后一次洪峰水位出現(xiàn)時，譚波懸了三天的心終于放下了。

洪水慢慢退去，譚波也收到上級消息：由于搶測的流量資料及時，石角水文站下游的石角鎮(zhèn)安全轉(zhuǎn)移了4000多人，且無一人傷亡。

那一刻，巨大的成就感驅(qū)散了譚波的疲憊。

“作為基層水文工作者，必須發(fā)揚‘團結(jié)、進取、求實、奉獻’的水文精神，我的工作能為黨委、政府進行防汛搶險決策提供科學(xué)依據(jù)，能守護一方百姓平安，我為之自豪。”譚波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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